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開創美麗中國建設新局面
——2020年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討會發言摘登
如何全面學習、理解、領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如何打開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之間的通道?如何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7月18日至19日，在由生態環境部宣教司、中宣部理論局、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2020年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討會上，來自中宣部、全國人大環資委、國家發展改革委、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等有關司局和單位的負責同志，部分地方黨委政府代表，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圍繞上述問題開展了研討、交流和分享，形成了一系列有深度、有價值的思想觀點、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最新發展
徐光春 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主任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高瞻遠矚、博大精深、科學系統、開拓創新，對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對于堅持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建清潔美麗世界，都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徐光春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最新發展。一是把生態環境嚴格保護和良性發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集成為科學系統的生態文明思想，納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中。二是把生態環境嚴格保護和良性發展的思想觀念凝結為綠色發展的新理念。三是把生態環境嚴格保護和良性發展的決策部署納入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總體布局，得到全面貫徹實施。四是把生態環境嚴格保護和良性發展的思想行動注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思想精髓，從維護人民根本利益角度來抓好生態環境保護和發展。五是把生態環境嚴格保護和良性發展的辯證統一關系講得更全面、更透徹、更符合客觀規律和中國國情。六是把生態環境嚴格保護和良性發展的工作納入制度化、法治化軌道。七是把生態環境嚴格保護和良性發展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大視野加以積極推動。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新時代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指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全面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全面部署、重點突破，切實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工作力度，開展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特點的工作，推動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不斷開創生態文明建設新局面。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善于將其轉化為工作決策、工作規劃、工作舉措，落地、落細、落實。要發揚愚公移山精神，團結一心干、一代接著一代干，在建設美麗中國的同時，為美麗世界建設作出中國貢獻。
理論研究與學習宣傳互動發展
吳舜澤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黨委書記、主任
目前，學界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特征品格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問題意識、歷史視野、人民情懷、時代氣息、戰略眼光、系統思維、實踐導向、全球擔當、理論與方法論品格、多學科意蘊等方面。學界普遍認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科學回答建設美麗中國問題而形成的科學思想，是我國步入新時代的必然選擇，體現了理論的創新性、論斷的科學性、指導的全局性、影響的長期性、實踐的有效性和內容的體系性，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最富原創性的成果之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典范。
吳舜澤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傳承弘揚了中國傳統生態思想，借鑒吸取了國際可持續發展的經驗、國際生態理論的優秀成分，具有深厚的理論根基、豐富的文化底蘊，與歷屆中國共產黨人生態環保重要論述一脈相承，也是習近平同志長期工作實踐經驗的精煉化和系統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化了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把我們黨對生態文明的認識和把握提升到新高度，是對國際生態環境保護思想理論的超越與貢獻，具有創新的理論意義、深遠的歷史意義、重大的現實意義和鮮明的世界意義。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工作已經取得了豐富成果，形成了理論研究與學習宣傳互動發展的良好格局，下一步還需加大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體系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貫通路徑研究、多角度跨學科學理研究等方面的力度。
對人類中心論和自然中心論的超越
孫熙國 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自然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論爭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外哲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該問題在哲學界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作出重大原創性貢獻，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四個方面，實現了對自然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超越，終結了哲學界長期以來關于該問題的爭論。
孫熙國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自然與歷史的辯證統一，強調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發展以尊重、順應和保護自然界這個生命共同體為前提，這就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自然觀超越了片面的人類中心論。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觀，將“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相統一，突出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尊重、順應和保護自然的目的是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就超越了片面的自然中心論。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蘊含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內容，從自然出發理解人和歷史，從人和歷史出發把握自然，創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兩個真正解決”“兩個和解”理論。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
科學梳理生態產品的消費屬性
潘家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生態產品是有別于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的第三類滿足人民需求的特殊產品，需要梳理其消費屬性特征，即屬于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還是私人產品。不同屬性的生態產品，公共政策選擇和消費理性顯然不同。以自然屬性產品生物多樣性為例，各類生物構成一個生命共同體，不僅是一個國家的，也是全世界的，不僅是當代人的，也是子孫后代的，因而必須由國家提供保障。
潘家華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表明自然是重要的價值源泉。“兩山”理論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深化和拓展，不僅是對自然創造價值的學理認可，也是對按勞分配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意味著自然也應該參與分配，人類不能占有自然的全部產出，還應留一部分給自然。而人類社會財富，也應該有一部分回饋自然。
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載體和測度，生態產品與物質、文化產品既有關聯的一面，即提升或貶損物質和文化產品的質量或成色;也有獨立的一面，即與當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不兼容。一些生態產品的生產具有市場剛性，沒有替代品，可謂“用之不覺，失之難存”，這就要求我們構建生態功能保障基線、環境質量安全底線、自然資源利用上線，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地開展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
對于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的生態產品，例如生物多樣性保護、民生普惠的天藍地凈水清，顯然應該由納稅人共同承擔。對于準公共產品屬性的生態產品，例如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可以由消費者承擔部分費用。對于具有私人產品屬性的生態產品，例如山耕、山居、野生動物狩獵配額、天然礦泉水等，源自自然或因自然而升值，應由市場調節供求關系。
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的三重意蘊
張云飛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第一重意蘊是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核心要義的“八個堅持”，是關于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總和，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在生態文明領域的體現和發展。堅持生態興則文明興，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歷史觀;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自然觀;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發展觀;堅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的生態價值觀;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系統方法論;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治理觀;堅持建設美麗中國全民行動，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態文明領域的群眾觀;堅持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態文明領域的全球治理觀。
張云飛
第二重意蘊是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政治規定。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是對以社會主義政治方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根本看法。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三個基本政治規定。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領導核心，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力量。造福人民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取向，依靠人民群眾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工作路線。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是我國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制度規定和屬性。
第三重意蘊是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未來方向。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勾勒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生態愿景，中國共產黨提出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代表了生態文明的未來發展方向。
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切實增進民生福祉
加快形成綠色發展的基本框架
劉世錦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綠色發展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正在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新動能。今年以來，綠色發展在應對疫情沖擊、經濟復蘇和高質量發展中至關重要。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結構性潛能。所謂結構性潛能，是指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經濟體，在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的發展潛能。從這個角度看，可以提出一個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為龍頭，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為主體，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為兩翼的“1+3+2”的結構性潛能大的格局。“1”是指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3”是指基礎產業開放競爭、提升效率，降低全社會的基礎性成本;消費結構升級，重點是低收入階層增加商品消費，中高收入階段擴大服務消費;加強基礎研發、源頭創新的能力建設。“2”是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全方位地為經濟社會發展賦能。
劉世錦
“十四五”時期，力爭形成包括發展理念、政策目標、重點領域、體制機制等在內的綠色發展基本框架，全面推動發展方式的轉型。在發展理念上，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進一步落地，形成包括綠色消費、綠色生產、綠色流通、綠色金融等在內的完整綠色經濟體系。在政策目標方面，將“十四五”規劃綠色發展目標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相銜接，圍繞增強人類健康和福祉，建立綜合性指標。在重點領域方面，把握疫后經濟復蘇的戰略機遇，推動綠色發展，為構建韌性經濟社會確立方向。在實現機制方面，采取綜合措施，考慮短期和中長期目標銜接，提高綠色治理的協調性和效率。
生態環境立法更加注重源頭控制
翟勇 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主任
隨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確立，生態環境法從以規范污染防治、資源開發利用和局部生態問題為主的法律功能，向維護國家生態、生物安全、資源安全、環境安全乃至國家安全的方向拓展，向適應國家生態、資源、能源、海洋發展戰略方向拓展，使生態環境法的戰略屬性和自然屬性得以充分顯現。
翟勇
我國以往環境立法偏重于末端污染治理，有關資源效率和生態保護的源頭控制法律相對缺失。黨的十八大以來，這種局面得到重大改變：一方面，后端立法任務完成相對較好;另一方面，重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根源，即資源利用不合理問題。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進一步明確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自然保護區為基礎、各類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全面建立高效利用資源制度，為推進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礎。此外，礦產資源法修改增加了有關礦產資源戰略儲備和恢復、修復礦山生態的內容;野生動物保護法、森林法、草原法修改過程中，大量增加有關生態系統保護的內容;新制定的長江保護法、生物安全法，更是把生態、生物安全問題作為立法關注的核心和重點。
推動“兩山”轉化的基本經驗
孫要良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
因區域、人口、產業、生態等條件的不同，近年來，各地在推動“兩山”轉化時，選擇了不同的轉化路徑，打造了不同的轉化模式。這些基本經驗可以梳理如下：
孫要良
為生態資源尋找商品載體。由于生態環境消費不具有很強的排他性質，難于計量、計價，為此必須為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尋找到委托品或載體，通過它們來體現或代表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的特性。
建設連接“兩山”的基礎設施。推動“兩山”轉化離不開完善的交通和信息基礎設施：沒有它們，綠水青山就會變成沒路去或無人知的世外桃源;有了它們，才能合理引導經濟、產業、人流的去向，吸引人氣、資本、產業、項目進來，推動原料、資源、產品出去。
嫁接比較生態優勢與其他優勢。每個地區都有獨特的自然資源稟賦，在開發生態資源時，要盡可能將比較生態優勢與其他優勢(如人口、技術、交通、市場)嫁接起來，形成“生態+”的開發內容、產業結構，形成優勢產業之間的疊加效應，實現整體效益最大化。
推動三產融合，延長產業鏈條。傳統生態產業鏈條短，產業附加值低，價格波動明顯，市場受制于人，抗風險能力差。為此，必須延長產業鏈條，在不同的產業梯度上開發生態產品，抵抗價格波動，分散市場風險，提高產品附加值。
加強品牌建設，提升生態產品文化內涵。生態產品具有高度的形狀、品質和地域相似性，市場上很容易出現濫竽充數、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要實現高品質生態產品溢價，必須加強品牌建設，讓消費者形成消費記憶，培養品牌忠誠度。
打好防范化解生態環境風險的戰略主動仗
許先春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副主任
生態安全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任務。為此，要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打好防范化解生態環境風險的戰略主動仗。
許先春
首先，科學預判生態環境風險。堅持問題導向，善于發現隱患因素和傾向性苗頭，透過復雜現象抓住要害，對各種可能的風險及原因要心中有數。按照系統工程思路，全方位、全流域、全過程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加快建設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環境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生態安全體系。
其次，主動防范生態環境風險。生態環境風險暴發非一日之功，越是見事早、行動快，就越能減少其負面影響。為此，要建立健全風險研判、風險防控協同和責任機制，切實抓好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和監測預警機制，系統梳理和掌握各類生態隱患和環境風險，提出生態環境治理的整體預案。
最后，有效化解生態環境風險。應對生態環境風險挑戰，要把風險化解在源頭;及時中止風險聯動傳導，阻斷生態環境風險向其他領域擴散傳播的通道;著力提升突發環境事件應急處置能力;實現從注重事后處置向注重事前預防轉變，從減小生態環境風險損失向遏制生態環境事故發生轉變。同時，加強生態環境應急預案管理，強化跨部門、跨區域環境應急協調聯動能力。
讓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效力
高世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
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涉及法律法規、行政管理、市場交易和社會規范等方面，幾者共同對政府、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公眾的行為產生約束和影響。要使這一套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效力，需要進一步理清不同主體的行為特征，建立針對性的激勵約束機制，確保制度有效實施。如，在良好法治環境下，高質量的立法能夠使法律有效地自我實施。出于保護公眾、企業或個人的利益或權利的目的，各主體都能夠依照法律法規對污染環境的企業提起訴訟，以法治手段實現個人目標并達到合意的社會效果。同樣，運行良好的市場機制，也能夠支持企業或個人為追求利潤而與其他企業自由交易(如排污權交易)，使保護生態環境的社會總成本降低。上述情況有賴于關鍵制度的建立，比如環境監測信息公開、排污權的權屬界定、生態環境產品綠色認證等。
高世楫
總體上我國法治環境、市場經濟體系都在不斷改進之中，黨和政府在推動制度建設和實施上起主導作用。按照現代行政管理的系統分析，政府必須依靠信息、法定權威、財政保障和組織體系四種基本工具有效履職盡責。因此，要進一步理順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通過有效問責強化實施，就需要加強中央領導下的部門統籌協調，從機構設置、程序規范、信息整合、人員編制、經費保障等多方面系統謀劃、協同發力，以政府為主導，激發所有主體參與的積極性，保障所有主體參與的權利，把提高制度執行力落到實處。
(光明日報記者張蕾、冀文亞整理)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20日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