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五次評估報告》指出，20?世紀中期以來，人類燃燒化石能源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很有可能是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過去?130?年，全球地表平均溫度上升了?0.8℃，海平面上升了19?cm;極地冰儲量減少速度加快，近年來年均減少3?620?億噸;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等長壽命溫室氣體的濃度為過去?80?萬年來的最高值，分別比工業化前增加了?41%、160%?和?20%。對于中國，氣候變化幅度則更加劇烈：中國陸地區域平均增溫?0.9℃—1.5℃，幅度高于全球水平;冰川、凍土和海冰面積減少;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概率增加;近?30?年的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全球氣候變化的現狀和發展趨勢
未來全球氣候將繼續變暖，控制溫升不超過2℃已成為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核心目標
氣候學家們認為，與工業革命(人類開始使用化石燃料)前的平均氣溫相比，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超過了?2℃?以上，那么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曾發表論文稱全球變暖將導致海平面上升，東亞面臨的風險最大;中國首當其沖，1.45?億人口的居住地區面臨威脅，而如果將升溫控制在?2℃?以內可將受威脅人口降至?6?400?萬。為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的目標，《巴黎協定》與會各方承諾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再繼續增加，這意味著?2030?年?CO2?排放當量應從?2010?年的約?500?億噸下降至?400?億噸，大氣中?CO2?濃度控制在?430—480?ppm。但假設各國自主貢獻方案承諾的目標都能完成，2030?年?CO2?排放當量也將達?552?億—559?億噸，存在?152?億—159?億噸的減排缺口。按此趨勢，到21世紀末溫升幅度將達到2.7℃—3.4℃，負面影響顯著增加，人類將面臨更大風險。更為嚴重的是，若溫升到或超過4℃，不僅會導致大量瀕危物種滅絕，且發生范圍廣、影響大的極端氣候事件的可能性也會大大增加。
在全球變暖基本科學共識的前提下，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也提出當前研究仍存在一定不確定性
2000?年后，全球升溫趨緩。相關研究結果表明，自然氣候的周期變化抵消了部分全球氣候變暖效應并繼續使氣溫在?2008?年后緩慢變化，這意味著自然因素對氣溫的影響至少為?25%。盡管數值模型預測氣候系統變化的能力大幅提升，但仍有較大不確定性。如大氣溫度對?CO2?濃度的敏感性問題一直未有定論，CO2?濃度倍增后氣溫將上升?2℃—2.5℃?只是多數模型預估結果的平均值，有待進一步科學驗證。氣候系統變化的復雜性導致了科學認識手段只能建立在有限理性之上，加之研究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來自不同的學科，這些因素都導致了對氣候變化中的很多問題的認識不確定，因此對相關結論各方面認識難免有所不同。
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
全球的減排利益格局并未根本改變，但未來發展中國家義務將不斷攀升
美國是僅次于中國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和溫室氣體排放國。退出《巴黎協定》后，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的預測，美國未來每年的碳排放將會比奧巴馬的《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目標多增加?9?億噸，僅該增量就超過了德國的排放總量。另一方面，協定中規定的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1?000?億美元的轉移支付，恐較難實現;在無經濟激勵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節能減排效果恐大打折扣。這樣，隨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經濟體碳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其減排的義務和壓力也在不斷增加。雖然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對全球減排信心及努力帶來負面影響，但在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及潛在減排主導力量并未變化。考慮到歷史責任、發展階段和承受能力，除了切實完成各國自主貢獻，我們更應該考慮超越《巴黎協定》，進一步提出各國社會經濟轉型及綠色低碳發展的路徑，創新發展模式和全球氣候治理模式。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可以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促進全方位的國際合作和建立以人均碳排放長期趨同為基礎的責任分擔機制，為應對共同危機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品。
氣候變化對我國中長期發展的
深層次影響分析
全球氣候變化使我國陸地區域加速增溫，極端天氣事件頻繁發生
近百年我國陸地平均增溫和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結果顯示，近百年(1909—2011年)來中國陸地區域平均增溫?0.9℃—1.5℃。增溫幅度高于全球水平。到?21?世紀末，可能增溫?1.3℃—5.0℃。中國沿海海平面?1980—2012?年期間上升速率為?2.9 mm/a，高于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2012?年海平面達到了1980?年以來的最高位。
中國區域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頻率增加。中國區域持續性高溫時間發生頻次、強度和影響面積在20?世紀?90?年代后由之前的略呈減少趨勢變為顯著增加趨勢。2013?年，全國?43?個市縣的日最高氣溫超過?40℃，53?個市縣出現極端高溫天氣;中國極端強降水日數、極端降水平均強度和極端降水值都有增強趨勢，極端降水事件趨多，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極端降水量比例趨于增大。2016?年，全國平均氣溫較常年同期偏高?0.6℃，降水量較常年同期偏多?55%。
冰川、凍土和海冰面積進一步減少。從?20?世紀60—70?年代至?21世紀初，中國冰川面積退縮了?10.1%，其中退縮程度較高的區域多集中在天山的伊犁河流域、準噶爾內流水系、阿爾泰山的鄂畢河流域、祁連山的河西內流水系等。約?92%?的冰川作用區存在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而且強度脆弱區和極強度脆弱區面積占研究區總面積的?41%。從?20?世紀?70?年代到?2006?年，中國凍土面積大約減少?18.6%，即面積由?2.15×106?km2?減少到1.75×106?km2;2012?年凍土面積可能僅為?1.59×106?km2。
隨著氣候變暖，我國農業、水資源、重大工程、生態系統、沿海城市及海岸帶、人體健康及經濟社會發展都將面臨嚴重威脅，氣候安全風險不斷增加
氣候變暖導致部分作物單產和品質降低，耕地質量下降、肥料和用水成本增加、農業災害加重，糧食生產安全面臨挑戰。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氣候變化導致了小麥、玉米和大豆的產量下降，單產分別降低?1.27%、1.73%?和?0.14%。與氣候基準期?1961—1990?年相比，如果不考慮?CO2?肥效作用，平均溫度升高?2℃，小麥，玉米和水稻單產降低?10%?左右。氣候變暖加快病蟲的發育歷程，提高其繁殖能力，據估計，年平均溫度增加?1℃，中國農作物受蟲害影響的面積將增加?96×106?hm2?次;氣候變暖使得中國糧食自給率?95%?的目標下降了?0.4%，然而如果考慮到農業技術進步的適應能力，則中國糧食自給率可達?99.2%，基本實現糧食自給自足，但是適應氣候變化的農業生產成本會大幅增加，保障糧食安全的難度增大。
水域面積進一步萎縮，各流域年均蒸發量增大，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可調水量較規劃期減少，凍土區的青藏鐵路路基退化，“三北”防護林的造林早衰現象加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可調水量較規劃期減少，未來漢江流域和海河流域豐枯同頻的概率在?2010—2039?年、2040—2069?年和?2070—2099?年相比?1960—2000?年都略微升高?3%—5%?左右。21?世紀三峽庫區降水量變化趨勢為每?100?年增加?6.1%—9.7%;20?世紀?70—90?年代，隨著氣候變暖，青藏鐵路沿線的凍土地溫升高，年平均升高了?0.1℃—0.3℃。若未來?50?年內氣溫升高?1℃—2℃，年均地溫高于?_0.51℃，青藏鐵路多年凍土區的路基將因此產生高達?30?cm?沉降變形，這將對青藏鐵路工程安全產生重大影響。
全球氣候變暖加劇了自然生態系統和海洋生態系統問題。如河(湖)封凍期縮短，中高緯生長季節延長，動植物分布范圍向南北極區和高海拔區延伸，某些動植物數量減少，一些植物開花期提前，等等。海岸帶發生侵蝕現象：1986—1996?年黃河三角洲面積平均減少?26?km2/a;2005—2010年上海崇明島東灘潮間帶濕地面積損失速率為?0.09—0.13?km2/a;1980?年以來廣東沿海濕地損失超過?50%。
海平面上升進一步導致部分沿海國土損失，城市內澇災害等現象進一步加劇。近年來，中國大中城市不斷發生嚴重的城市內澇，災情呈現出復雜性、多樣性和放大性的特點。2008—2010?年，全國?62%?的城市發生過城市內澇災害，遭受內澇災害超過?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個，其中?57?個城市的最大積水時間超過?12?小時。2016?年夏季的洪澇災害波及全國?29?個省，8?000?萬人受災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1?440?億元。
氣候變暖帶來的熱浪和高溫，能使病菌、寄生蟲更加活躍，損害人體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同時導致與熱浪相關的心臟、呼吸道疾病發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盡管心腦血管的發病率可能會因冬季的氣溫升高而降低，但夏季的高溫熱浪會提高心腦血管的并發趨勢。據醫學研究文獻表明，呼吸系統是受氣候變暖影響最嚴重的，其中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哮喘、過敏性疾病、傳染病等方面。相關學者對氣候變暖與死亡率變化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熱閾”的概念——當氣溫升高超過“熱閾”時，死亡率顯著增加。對上海的研究表明，高溫是夏季死亡率增加的主要影響因素。僅?1998?年，上海就經歷了4?次嚴重的熱浪(7月8—20日、8月1—3日、8月7—17日、8月21日—23日)，而熱浪期間的總死亡人數可達非熱浪期間的?2—3?倍。
因全球氣候變暖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有明顯的上升趨勢。21?世紀以來，我國由氣象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1990—2013?年，年均氣象災害直接經濟損失相比?1965—1989?年翻了?2.6?倍。
氣候變暖將對地緣格局及我國的全球戰略產生影響
氣候變化對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增加了不確定性和難度。據國際災害數據庫顯示，“一帶一路”沿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與區域可持續發展面臨著自然災害的重大威脅，其高山區大多地質構造活躍，地形高低懸殊，氣候分異明顯，是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冰雪、干旱等災害的活躍區。其面臨的災害損失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1995—2015?年，全球因氣象災害受災排名前?10?位的國家中，65?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占了其中的?7?個;1980—2015?年，全球自然災害很多發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其中，2000?年該區域總共發生了?235?例嚴重自然災害(至少大于?10?人死亡，或經濟損失超千萬元)。
氣候變暖導致北極冰川逐漸消融，出現的夏季新航道可能使世界貿易重心發生改變。這將深刻影響著我國未來海上運輸，尤其是對中國與北美洲、歐洲國家的海上運輸影響巨大。加上北極地區大量未被開采的礦物燃料資源，全球幾大國爭奪北極的消息頻頻見諸報端，北極資源的爭奪將成為新的焦點。
氣候風險的增加可能帶來糧食安全、能源安全、水安全等問題，進而加劇地區局勢緊張，影響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氣候變化導致的周邊國家人口遷入，加重國家經濟負擔，影響區域經濟發展;食物缺乏會引發沖突、地區暴動以及來自鄰國的入侵等，這都對國家的安全和政局穩定提出了挑戰。
應對氣候變化為我國推進綠色低碳發展、調整經濟結構、提高國際地位帶來重大契機
盡管應對氣候變化首先出于我國客觀需求，減碳與治污具有協同效應，但《巴黎協定》也對我國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形成了外部約束，有利于利用國內外兩方面資源探索創新綠色低碳發展和能源轉型之路。中國的碳排放和環境污染同根同源，到?2030?年中國若能減排?14.69?億噸?CO2，將產生超過?100?億美元的人體健康相關經濟效益;新技術投資能夠帶來新的就業機會，2005—2020?年，中國主要行業和綠色投資累計創造?3?530?萬個就業機會。即使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對中國的低碳發展不會有大的影響。低碳發展是能源進步、技術進步的潮流，中國不會因為這屆美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態度上的轉變而改變自己的戰略。根據國家能源局《生物質能發展“十三五”規劃》，2020年僅在生物質能產業上就將新增投資約?1?960?億元，使其基本實現商業化和規模化利用。同時國家還將研究制定2050?年能源轉型路線圖，以更好地化解能源危機，確保能源安全。
我國還可將綠色低碳發展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重要環節，以促進亞洲、非洲發展中國家的低碳轉型。發揮我國的氣候領導力并利用好這一機遇，有可能使我國在確保經濟社會發展、生態環境改革、能源安全的同時，內外互動，更好發揮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重要而獨特作用，并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發達國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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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氣候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一部分，從維護國家安全的高度看待、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相關研究表明，氣候變化正在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產生廣泛的影響，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給我國多領域的安全發展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挑戰。目前，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國家安全戰略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需要在現有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和機制體制基礎上，更加牢固樹立氣候變化事關中國國家安全的觀念，從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維護總體國家安全的高度來審視氣候變化問題，協同推進不同部門的政策，提高氣候安全的保障水平，實現既能積極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又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轉變能源結構和形成未來競爭優勢。
2
積極發揮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領導力，適時主辦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應清醒地認識到，發揮氣候領導力是我國影響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契機和突破口。目前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尚未達峰，自身面臨的減排任務十分艱巨。需要重新審視我國?2030?年左右碳排放達峰目標，優先做好國家自主貢獻并形成樣板，爭取盡早達峰，這樣才能發揮真正的全球領導力，通過改變自己來影響世界和引領世界是我國有效發揮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作用的最佳路徑。同時，建議我國遵循《巴黎協定》成功達成的“自下而上”取向，與主要締約方開展多方面的合作，推動建立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統一戰線，形成多層次平臺和聯盟，探索綠色低碳轉型多元化路徑和模式，并爭取在?2020?年主辦一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切實發揮領導作用。
3
推動綠色低碳轉型，提高我國綜合競爭力
以應對氣候變化為契機，推動綠色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入理解并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同共進。將技術創新政策的制定與氣候變化對策相結合，利用我國自然資源條件，著重發展重大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轉換和利用技術、智能管理技術，鼓勵替代傳統能源和原材料的創新發展路徑，制定低碳標準體系，創新商業模式和融資模式，搶占核心技術制高點，產生未來我國的低碳轉型動力和競爭優勢，增加相關新技術、新產業的就業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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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綠色“一帶一路”，推動綠色低碳技術合作與轉移
開展對“一帶一路”沿線氣候變化的影響分析，加強氣候變化對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的風險評估;優選基礎好、區域代表性強、產業發展特色鮮明的區域，建設一批各具特色的綠色低碳農業、交通和基礎設施的國際示范區;對綠色能源、環境治理、生態修復、節能減排、低碳建筑、綠色低碳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新技術研發與推廣給予重點支持，積極推動“一帶一路”綠色低碳技術創新與跨境轉移轉化;建立綠色技術交易平臺，加強綠色先進技術在“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轉移轉化;開展綠色“一帶一路”區域間技術務實合作，推進綠色技術投資和綠色技術貿易的發展，促進綠色技術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形成以技術帶動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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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資金配置，構建完善氣候投融資機制
經濟、金融、環保、科技等多部門協同，圍繞減緩和適應兩大領域制定相應配套政策;設立適應專項資金或適應基金，支持開展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和應用研究以及相關救災扶貧活動;設立專門的氣候投融資職能部門，培養氣候投融資專業化人才;建立權威的行業標準和科學的評價體系，嚴格把關氣候投融資的項目;積極參與和部署國際氣候資金機制規則，主導并完善多邊氣候融資機制;以綠色金融為切入點推進氣候投融資全球合作，推進綠色貿易與綠色投資，完善綠色金融體系;建立氣候融資統一管理職能部門，由統一部門負責氣候融資的項目的審批、審查和管理等相關政策的制定和歸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