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6年的環保部改變了以往亮相的節奏，先是“兩會”前陳部長主動邀約記者開吹風會，再到記者招待會上匯報履新一年的成績，環保部正逐漸從被動的媒體監督主動走向聚光燈下。不過與2015年相比，今年環保話題的暖場卻沒有去年那么熱鬧，2015年作為環保新時代的“元年”，那一年有“史上最嚴《環保法》的出臺”、“新環保部部長的上任”，還有刷爆朋友圈的《穹頂之下》。
雖然今年沒有那么多事件的預熱，但今年環保領域卻偏偏顯得比以往更加“暗潮涌動”，因為今年的背景實在宏大而特殊，因為有“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下行壓力趨緊”、“十三五規劃開局”、“兩個一百年目標”、“三期疊加”、“換屆之年”、“中央環保督查”等一系列背景，這將注定今年的環保具有開辟新路線的歷史使命。因此，對于環境治理究竟走向何處、如何協調環保和經濟等經典問題，各方群體都在期待答案。也許，從部長們的活動中，能看出些線索。
紅頂脫鉤后顯示杠桿作用
對于陳部長而言，環評的紅頂脫鉤，可謂是上任的第一把火，部屬環評機構的脫鉤如一劑猛藥，要將環評作為源頭治理重新回歸本位。截止2015年底，環保部8家環評機構已全部脫鉤，2016年底全國脫鉤要完成，陳部長曾說：割自己的肉阻力大。從目前的進展來看，越是發達地區，脫鉤進度越慢，隨之而來的，則是將產業、總量、空間三條紅線，把規劃環評強勢推到前臺。事實上，項目環評和規劃環評的分工，陳部長用意已十分明顯，發揮源頭環境約束的政策作用，將是未來環保由末端治理走向源頭治理的必然選擇。
當2016年各方都在猜想脫鉤后的環評單位何去何從時，殊不知工程治理類公司和環境咨詢類公司已在市場上悄悄牽手，中金環境收購中資華宇，博世科兼并廣西環科院等一系列雙方的聯姻，勢必會打造全生命周期的環境服務綜合體，用環評帶動環境工程的治理，量身打造服務方案，這恰好是信息時代的價值體現。
有機構預計，到2020年，環保產業（不含環境友好產品）產值將達到3.7萬億，其中環境咨詢業的營業收入將達到1.3萬億，由環境咨詢找到客戶需求，再到引入環境服務方案，打包式服務的環境咨詢業，其杠桿效用在逐漸變大。
三司成立與“土十條”破土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兩會期間瘋傳的“三司成立”最終也被證實，僅看環保部網站改版后的版面，便一目了然新的環境管理體制已然上馬，變總量控制為按“水氣土”管理，新的環境管理體制，彰顯了條貫到底的執行力。
“土十條”也在千呼萬喚中在5月的最后一天問世了，如同每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這份《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一經公布，市場議論不一。與之前的“大氣十條”或“水十條”出臺不同，本次“土十條”的發布并沒有如之前猜想那樣，規定操作細則，在資金籌措和修復模式上語焉不詳，文件更多透露的是時間表和目標感，具體措施恐怕還得市場本身摸索。
鑒于土壤環境標準和監測方法并不成熟，且土壤的環境問題直接和中國的“土地”資源聯系，這就決定了土壤問題不僅僅是簡單的環境問題，它甚至與中國的“土地財政”或“城市規劃”相關。因此，選擇什么樣的商業模式解決土壤污染，不僅僅需要市場的思考，更多來自于政府部門更加深刻的轉型。
各部長相繼履新，首次人大匯報環境工作，排兵布陣進行時
環保部密集的人事任命上也可以嗅到治理轉變的氣味。從環保部發布的官方消息，僅4月一月就兩度迎新，黃潤秋和趙英民相繼升任為副部長，自此一正四副的部長格局形成。與同期其他部委相比，環保部近日來的人事變動是最大的，足見中央對環保領域的重視。而認真翻看兩位新副部長的履歷，學者派和新理念派的形象躍然眼前。
黃部長這位學水文地質出身，一直對水質環境和災害研究多年，學術界早已有盛名，并獲得過國家科學技術二等獎。對國內的工程地質問題頗有研究。就任環保部的意義，對于生態安全領域將會有著重大作用。十八屆五中全會中提出的“打造生態安全格局”，其意已將生態問題上升至國家安全層面，而如何打造、如何平衡工程進展都是未來工程類公司必須面對的問題。
而趙部長的就任，完全可以解讀為對“三司成立”的最佳回應。根據最新的分工，趙英民將分管新成立的三個“要素司”——水環境管理司、大氣環境管理司、土壤環境管理司以及國際合作司。作為曾經擔任過科技標準司和污染防治司司長的部長，顯然對環境標準和時下最大的環境痛點熟稔在心，何況他還是最早提出變“環境總量”為“環境質量”考核的理念先行者，許多大氣、水的質量標準由他制定。可以說“環境質量”改善在高層的心中有著十分清晰的路線圖，可以預見未來的部分環境標準只會趨嚴。
這一點從8月，張波出任水司司長也可以看出線索。這位原山東環保廳廳長地方治水十余年，創造了許多國內先進，比如制定比全國嚴格三倍以上的排污標準；主導南水北調東線治污重頭戲南四湖的治理；面對山東境內的高壓排污事件，更是在微博上高調互動。從張司長的治水經驗，可以預期未來治水至少三法，第一，將大幅提高排污標準，倒逼企業守規矩；第二，“治用保”的流域治污體系，將治污循環用水和濕地保水結合使用；第三，檢驗目標就是他的名言“有河就有水，有水就有魚”。
回到陳部長3-5月的活動日程中看，不論是“兩會”期間的答記者問，再到日常的部務會議、再到會見美國、芬蘭等國主管環境能源部長的表態，“環境質量”的總體改善，已被環保部相繼接入日程環境考核內容、干部離任審計等諸多環節。而這其中的核心正是在于重點污染源的監測，這一點每次都會或明或暗的出現在陳部長的講話中。環保部的決心在于用1-2年的時間關注國控點位和無組織源，這無疑將會帶來監測市場的巨大釋放。
可是再細想一下，難道僅僅監測這些污染源就是環保部的最終目的嗎？從“監測”到實現“環境質量”的改善中間還有若干環節等待打通，如何實現從“污染源”到“受體”的路徑改善才是環保部真正想下的一盤大棋。不論是“黑臭水體”的治理，還是“霧霾”的治理，從出臺的文件可以看出，高層對于“污染”的認識不僅僅滿足于“源頭”的嚴控，因為很多環境問題不是一個環保部就能管得住的。所以，技術層面的規范要提高，大尺度層面的環境問題解決急需“組合政策”的效用。
4月26日，根據新《環保法》要求，陳部長首次對人大常委會匯報環保工作及達標情況，這也正式拉開了各地環境狀況需向人大匯報的大幕。環境，將會如同財政預算那樣，開始接受人大的審議，但并不是被動接受人大質詢，反而應理解為是部長主動回應大家環保的關切，自上而下的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監督需要共同發聲。
中央環保督查亮劍2016，三部長親自督戰
2016年第一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工作目前已全面啟動。據環保部通報，自7月12日起，2016年第一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已陸續進駐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云南、寧夏8省份，并隨之開展為期一個月的環保督察工作。這也是《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自去年通過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首輪環保督察。這意味著環保部層面的跨區域督查，如今升格為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的中央環保督察；督察的內容，從“督企”走向了“督政”。
事實上，早在2016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陳部長就公開表示，“本著趕早不趕晚的原則”，2016年，中央環保督察組要“完成15個左右省份督察工作，2017年實現全覆蓋。”言語外，我們分明看見了環保部的牙齒開始變得鋒利。
2016年第一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工作已陸續啟動， 8個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中副組長均由三位環保部副部長黃潤秋、翟青、趙英民擔任，涉及范圍包括內蒙古、黑龍江等8個省（區）。翟青部長曾這樣概括中央環保督察組的三大特點：層級高，其性質是中央環保督察；督察的對象高，主要是各省級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督察結果要有效，重大問題要向中央報告和移交移送，而督查結果將作為被督察對象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任免的重要依據。在《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對于領導干部的在任期間的環境審計本就是重要改革內容，環保督察便是改革的第一步。
戲稱為“環保欽差”的督查組，似乎是一種象征，代表中央巡視地方對于環保事業究竟“真心不真心”，這包括了落實國家環保決策決心、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的耐心、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的恒心。不論如何，環保部從之前的專抓企業到能夠監督政府，已向前邁進一大步，但如何能夠真正常態化監督，已開始實施的“環境監測監察垂直管理”可能會探尋一條新方法。
綠色金融，打通環保與金融連接的最后一公里
這幾個月還有不可忽視的另一個熱詞便是“綠色金融”。事實上，綠色金融的興起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必然會經歷的階段。正如新古典經濟學的論述，簡單的由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傳統要素產生的經濟模式，將必然過渡至全要素生產率，這其中對于“生態環境”的定價，就是嶄新的表現。
果然，在本次的十三五規劃中，“綠色金融”一詞橫空出世，李干杰副部長在3月29日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圓桌會議上，明確指出加快創新綠色金融體系建設，并將此次會議的主題設定為“推進綠色金融，助力地區發展”，可以發現綠色金融背后隱藏著的“雙重紅利”，一方面要用金融手段盤活環保經濟，可是錢從何來，本次會議上的發言已經明確“僅靠政府資金投入幾乎是不可能的，必須通過創新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建設”，這已經告訴大家以往“環境靠政府”的思路以后行不通，社會資本、國際資本也必須進入，是不是有點拉大家一起下水的感覺？
這個邏輯理解為，只要你進入這個游戲，就必然會談投資回報率，但是環保產業的特點周期長，投資大，也許不能滿足資本快進快出賺快錢的本性，那怎么辦？唯有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才能長久，根據經濟學的規律，現在的不均衡是短暫的，總要從一個不穩定的均衡走向一個比較穩定的均衡，一旦新的均衡建立，嶄新的經濟點也就出現了。馬上舉辦的G20峰會，甚至將“綠色金融”作為單獨議題討論，可以想象未來的金融格局是否會由此激起千層浪？
然而這畢竟是金融對于環保產業的單向輸血，綠色金融的另一功能還有就是反哺金融業本身的健康發展。經歷過“股災”、“熔斷”、“P2P跑路”折磨的投資者，似乎已被國內金融業的不規范傷透了心。大家渴望的安全性、流動性、高盈利的金融模式何時可以到來。節能環保為代表的綠色產業恰好能夠符合大家的預期，戰略新興產業、工程周期長、政策驅動力大、政績考核有硬性要求等等，這一切特點正好可以撫慰投資者脆弱的心。唯有雙向促進才能保持長久。
PPP模式、綠色證券、綠色債券也好，也許這都是表象，環保部要的結果是大眾對于環境改善的認可，而“金融”與“綠色”怎么匹配、如何匹配、載體是什么等等，也許這都是需要馬上解決的問題。高層的意圖總是先通過試點，逐漸找到方案。形成一個完整的綠色金融體系，信息公開、動態追蹤、及時評估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這倒是能夠催生環境咨詢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既要懂金融，又要懂技術的復合需求出現了。
“信息化”和“大數據”打造環境治理抓手
最后必須聊聊“信息化”。3月中旬陳部長在北京會見了IBM董事長、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睿蘭女士，雙方就環保信息化領域進一步擴大技術合作交換了意見。IBM早在2013年就打造“智慧城市”的平臺，并且已在國內的部分城市進行了試點，反響不錯。而環保信息不公開一直飽受大眾詬病，而一切環境執法的基礎也必須來自于環保信息的準確與公開，所謂的環保垂管不就是要拿到完整真實的一手信息嗎？
而3月環保部的一則采購新聞頗有意味，太極計算機股份有限公司將作為生態環境大數據2016年度建設項目技術支持及咨詢服務項目承擔單位，這是否意味著該公司就此拿到了環境最源頭的信息。看見這家公司中標，仿佛已經影影綽綽的看見了一個環保數據的平臺，這其中能夠衍生出的服務無計其數，就看怎么嫁接怎么變換了。
但環保數據與商業數據不同，商業數據是具有完整意義，即源頭流通都清晰，但環境數據僅知道污染物從哪里來還不夠，知道污染物到哪里去，甚至怎么去才是核心。也許污染源的管理轉化為全過程的管理，并且延伸至“人群健康”這個主題，環保數據的價值才能最大化。這樣的數據往往又與產業鏈的衍生密切相關，環保數據的屬性才能與商業數據產生共振。
無獨有偶，7月，環境保護部副部長黃潤秋出席《關于對環境保護領域失信生產經營單位及其有關人員開展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媒體通氣會，介紹備忘錄主要內容，回答記者提問。企業環境信息公開，其基礎正需要信息化和大數據作為基礎平臺，構建政府、社會共同參與的跨部門、跨領域的失信聯合懲戒機制。
洪荒之力助推資金流向PPP型環保治理
PPP的形式并不新鮮，其目的是將熱錢從虛擬經濟“擠回”至實體經濟中。在當前房地產和傳統制造業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基礎設施建設又將重挑大梁。生態環境基礎社設施的PPP建設，無疑將作為帶動投資的重要手段，有效提高社會資本的積極性，促進相關企業訂單落地、改善現金流、降低表內杠桿、優化盈利能力。
中國的環保產業年均增長速度接近18%以上，環境服務業的增長速度更是高達30%。并且，目前60%的環境治理需求還沒有被市場挖掘，在被識別的市場中，20%的需求是供大于求的，20%的需求是被政府錯誤的配置而扭曲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環保產業在"十三五"期間還有很大的市場空間釋放。
在4月19日展望“十三五”報告會上，陳部長明確提出“推動環保產業發展。將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PPP、政府購買服務、第三方治理等方式，大力推動綠色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讓節能環保產業成為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中的新動能。支持設立各類綠色發展基金，撬動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環保領域”。
在5月26日，陳吉寧部長出席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高級別會議時，談到“加強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綠色環保產業”，環保作為新的經濟產能增長點，似乎已有了取代房地產等傳統支柱行業的氣勢。黃潤秋部長則直接在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指出：環保產業正迎來難得發展機遇。
財政部7月公布的PPP項目數據顯示，目前環保相關的PPP項目總計達到1.5萬億元規模，主要涉及污水處理、生態建設、環境保護、供水、垃圾處理等。財政部PPP中心副主任韓斌介紹，隨著PPP與環保產業的融合，環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出現了新的變化，過去部門分割的限制被打破，政府可以統籌更多資源集中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大量的治理市場和不斷推出的政策供給，正在呼喚新的環保投資模式的延伸，十萬億的PPP項目已陸續上馬，越來越多的生態環境類項目進入了財政部的PPP項目庫，因此，更有理由相信未來的環保產業將吸引更多資本的蜂擁而入。
從藍海走向紅海
與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相比，李總在今年的八項工作安排中專門拿出“第六部分”對環保工作進行了部署，可謂用心良苦。并且將以往表述中的“保證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協調發展”改為了“必須強力推進，下決心走出一條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雙贏之路”，單單“雙贏”兩字現實了高層高度提升了“環保領域”的內涵，已經開始試圖通過“環境改善”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環境價值的釋放，將“節能環保產業培育成我國發展的一大支柱產業”是政府的最終目標。
而這一切都需要良好的法律法規進行約束，新《環保法》是中國環保產業的重要分水嶺，之前的環境保護產業比較落后，定性為一個假產業、偽產業、低水平治理的產業，存在大量應付性工程，行業規則主要是低價競標，而步入了“真產業”時代，是進入了效果時代，一切服從于可感知可復制的效果。同時，也進入了拼真技術的時代，資本的力量只能助推卻不能替代技術。
作為“補短板”中的重要一環，“環境改善”作為政策供給刺激出創新的“環保技術”、“環保服務模式”的新需求，第三方治理開始唱主角，讓專業的機構做專業的事情。應該說，環保產業的做大做強，持續發展已是國家意志，本次“綠色發展+環保新政+工程項目+多行業交叉”的組合將會拓寬環保疆場的邊界，也就進入了增產的時代，大量“門外站的野蠻人”都進入了環保產業，大量的資本也涌入了環保產業，相信這個行業未來的廝殺只會愈演愈烈。
至此，可以對環境治理的思路有整體認識了。從很多之前空白的治理領域，一下子建章立制往往是困難的，這里面的政策風險更多的來自于配套政策配套法律的不完善，這也將是市場對該領域揮之不去的憂慮來源。因此，僅僅看環保部的政策，沒有前后左右的場景，尚不能理解環境治理最終能走出怎樣的道路，我們要多多關注部長動態，看看他們在忙啥，便知道自己能做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