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銀集團今日發布首個衡量氣候變化效應及對全球中產階級影響的報告——“氣候變化：全球中產階級的風險”。
全球中產階級人口預計已達10億，他們持有大量資產，具有政治影響力，是社會秩序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鑒于這一群體的規模、支出能力和動力，氣候變化導致的中產階級財富縮水將威脅經濟和社會政治的穩定性。
研究發現，在面臨最高氣候變化風險的城市，例如洛杉磯、東京和上海，支出的優先順序存在顯著差異，中產階級在住房領域的支出較各自所在國的平均水平高0.6%-0.8%（相當于每年800-1600美元）。
在美國，相比生活在氣候變化風險較低的城市，中產階級生活在風險較高的城市的每年住房支出高出800美元至1，600美元。為彌補這一支出，中產階級在奢侈品、娛樂和耐用品方面的支出相應減少。
為衡量氣候變化對中產階級的影響，瑞銀分析了全球215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消費，并將這些國家中產階級的消費模式與這些城市的氣候變化風險水平進行了對照。
氣候相關事件給政府和納稅人帶來的財務成本已變得顯而易見。盡管自然災害的威脅上升，全球中產階級的投保情況卻并不理想。
在美國32%的天氣相關損失并未投保，但這已是調研中最高的投保率。那些沒有保險覆蓋的風險敞口只能依賴美國政府提供的保障，這進而對美國納稅人造成了經濟上的壓力： 2011-2013年期間，美國聯邦政府投入到颶風、洪水和干旱中的救援成本總計達到1360億美元，相當于每年每戶400美元。
在那些發達程度不高和新興工業化國家，中產階級的投保率通常不足，新興市場的投保率相對于財產價值的比率非常低：例如中國為0.12%、印度為0.07%。
Caroline Anstey, 瑞銀集團董事總經理?在點評本報告時講到： “氣候變化已對全球人口產生了實質性的重大影響，而且預計狀況只會隨時間推移惡化。”
Paul Donovan, 瑞銀投資銀行全球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補充道：“中產階級擁有兩項重要特質令他們在有關氣候變化的談判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擁有大量資產并具備政治影響力。如果氣候變化的影響對中產階級帶來了嚴重損害，那么所引發的反響必然會進一步促使政策制定者作出強烈反應。這是近期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獲得了全部196個與會國簽署的重要原因，就是有關威脅真實存在。”
在2000年，全球60億人口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聯合國預計，到2025年這一比例將上升至60%。這一氣候導致的人口遷移可能會造成沖突并令沖突加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