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國際社會2020年后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行動與國際合作的制度基礎。我國領導人為《巴黎協定》的達成、簽署、生效和實施做出了歷史性突出貢獻，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和高度贊賞?！栋屠鑵f定》已達成五年，往事還歷歷在目，尤其是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上通過協定那激動人心的一幕，我們對會場上各國同事們的掌聲、歡呼和淚水還記憶猶新，我們有幸見證并參與了這一段歷史進程。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外交思想，堅定維護多邊主義，與各方一道落實好《巴黎協定》，堅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定力，繼續做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
一、習近平總書記積極運籌氣候外交，為《巴黎協定》的達成、簽署、生效和實施做出了歷史性突出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從“內促高質量發展、外樹負責任形象”的戰略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提出應對氣候變化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負責任大國應盡的國際義務，這不是別人要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近10年來，中央政治局組織兩次氣候變化講座和集體學習，聽取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形勢介紹和工作匯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三次審議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和方案。習近平主席直接參與重大氣候外交活動，為《巴黎協定》達成、簽署、生效和實施做出了歷史性的突出貢獻。
——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明確提出2015年達成的協議要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考慮不同國情。宣布中美各自2020年后行動目標，開啟了各方“自下而上”自主決定行動目標的模式，帶動了180多個締約方在巴黎氣候大會前提交了國家自主貢獻，占全球排放90%以上。這是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和排放國首次發表元首層面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挽救了當時陷入僵局的利馬氣候大會，為巴黎大會成功奠定了基礎。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評價該聲明為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第二次發表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美聲明為《巴黎協定》談判涉及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全球目標、減排、適應、資金、技術、透明度等關鍵難點問題找到了“著陸點”，為巴黎大會如期達成協議提供了政治解決方案。習近平主席在中美聲明中宣布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計劃于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受到國際社會好評。
——2015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巴黎大會召開前夕與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發表中法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法聲明借鑒采用了中美聲明相關表述，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每五年開展一次全球盤點以促進各方持續提高應對氣候變化力度的機制，確保了《巴黎協定》實施的可持續性。中美、中法聲明基本上框定了《巴黎協定》的核心內容。潘基文秘書長評價2015年中美、中法聲明為巴黎大會成功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
——2015年11月30日，習近平主席出席巴黎大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講話，這是我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締約方大會。習近平主席在會上提出了“實現公約目標、引領綠色發展，凝聚全球力量、鼓勵廣泛參與，加大投入、強化行動保障，照顧各國國情、體現務實有效”的氣候治理中國方案，號召各方創造一個“各盡所能、合作共贏，奉行法治、公平正義，包容互鑒、共同發展”的未來。習近平主席還同美國、法國、俄羅斯、巴西等國領導人及聯合國秘書長舉行會談，做各主要國家領導人工作，達成相向而行、努力實現聯合聲明成果的共識，會議后期與奧巴馬、奧朗德總統通電話，為確保如期達成協定提供政治推動力。
——2016年3月，《巴黎協定》達成后，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第三次發表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宣布雙方將于4月22日聯合國《巴黎協定》開放簽署日簽署協定，呼吁其他各方盡快完成簽署和批準程序，以使《巴黎協定》盡早生效。聲明還指出“中美氣候變化方面的共同努力將成為兩國合作伙伴關系的長久遺產”。
——2016年9月3日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前夕，為促成《巴黎協定》盡快生效，在中方推動下，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共同向潘基文秘書長交存中美兩國各自參加《巴黎協定》的法律文書，并發表中美氣候變化合作文件，呼吁推動《巴黎協定》盡早生效。在中美帶動下，《巴黎協定》很快滿足“55個以上締約方批準、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占55%以上”的生效條件，在達成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潘基文秘書長在多個場合發表講話，表示沒有中國的努力，就沒有《巴黎協定》。中國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重要的、歷史性的突出貢獻。
——2017年，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因美國氣候政策出現變化而面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習近平主席年初在參加達沃斯論壇和訪問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時，多次表明中方堅定支持《巴黎協定》的態度和積極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指出：“《巴黎協定》符合全球發展大方向，成果來之不易，應當共同堅守，不能輕言放棄。這是我們對子孫后代必須擔負的責任。”“《巴黎協定》的達成是全球氣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我們不能讓這一成果付諸東流。各方要共同推動協定實施。中國將繼續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百分之百承擔自己的義務。”這給處于搖擺狀態的國家吃了定心丸，使面臨不確定性的多邊進程穩住了陣腳。針對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取消了經濟大國能源與氣候論壇機制(MEF)，中國、歐盟、加拿大聯合建立了主要國家加強氣候行動的部長級會議機制(MOCA)，替代經濟大國論壇，繼續圍繞多邊進程重點、熱點、難點問題，從政治和政策層面尋求解決方案，發揮推動作用。
——2018年卡托維茲氣候大會前夕，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上號召各方繼續本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感，為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提供政治推動力，為大會能夠取得成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政治引導和推動力。中國與法國、聯合國在峰會期間聯合舉行氣候變化會議，發表新聞公報，共同表態支持卡托維茲大會如期達成《巴黎協定》實施細則。國際社會有關各方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高度贊賞習近平主席和中國政府為推動《巴黎協定》實施細則談判和卡托維茲大會取得成功所發揮的重要領導作用。
二、我國代表團貫徹落實中央批準的談判方針和對案，推動多邊進程取得了積極成果
我國氣候變化談判代表團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外交思想，貫徹中央批準的歷次參會對案，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的原則和框架，維護多邊主義，高舉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道義旗幟，積極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推動歷次氣候變化締約方大會取得了積極成果，維護了我國和發展中國家及世界各國的核心利益，又樹立了積極負責任大國形象，促進了全人類的福祉。
一是幫助主席國和聯合國推動大會取得成功。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已進行了20多年，目的就是通過達成國際協議，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機制，將各國的國家利益和全人類共同利益更好地結合起來，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各方圍繞協議是否及如何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減排模式、如何解決發展中國家所需的資金和技術并提高其能力、協議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協議如何可持續地發揮作用等問題展開激烈交鋒和博弈。聯合國氣候變化締約方大會按照“公開透明、廣泛參與、締約方驅動、協商一致”的原則進行決策，任何成果必須獲得所有締約方同意才能通過。特別是190多個締約方各有各的利益和訴求，各方一開始都堅持打高案，不輕易妥協。這就需要大國肩負責任，從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尋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形成各方都不滿意、但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在關鍵節點推動多邊進程邁出歷史性重要一步。
我國代表團在這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每次大會期間，我們都與聯合國秘書長、締約方大會主席、氣候公約執行秘書以及主要締約方和國家集團的部長、代表團團長們保持密切溝通交流。大會后期關鍵階段，我們與大會主席和公約執秘幾乎每天都要見面，為他們出謀劃策。聯合國秘書長、大會主席、公約執秘對我們也非常倚重。在重要成果出臺前，主席國、秘書處都會征求我們意見。有好幾次主席國、秘書處對案文能否獲得通過心里沒底，遲遲猶豫，會議延期，請求中方幫助他們下決心。同時我們也主動做一些存有分歧的主要國家和集團工作，求大同存小異，推動達成共識。
巴黎會議最后時刻，會議工作團隊將協定案文中“發達國家應當(should)承擔絕對減排目標”誤寫為“發達國家必須(shall)承擔絕對減排目標”，這意味著發達國家減排目標具有強制性法律約束力，美國無法接受。我們建議公約秘書處公開承擔編輯錯誤，對案文做出技術性修改。個別發展中國家不同意此修改，并提出其他修改意見。他們所提建議有合理之處，但有重開談判的危險。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國務卿克里、大會主席法國外長法比尤斯、公約執秘菲格里斯一起請中方出面幫忙做個別國家工作，我們反復三次做工作，最終使得協定得以順利通過。
二是與發達國家保持對話溝通。我們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一直保持密集磋商，增信釋疑、管控分歧、聚同化異、相向而行。中美兩國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之后達成了不公開對抗、不相互指責、遇有分歧相互交底、尊重彼此核心關切、照顧彼此舒適度的諒解。我們與美國前國務卿克里、前總統顧問波德斯塔和迪斯、前氣候特使斯特恩和潘興等同事此后開展了密切的對話和磋商，他們為達成四個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與合作文件做了大量努力。巴黎大會談判處于僵局階段，我們主動與美方商定，雙方根據中美元首聯合聲明、參考中法元首聯合聲明，共同提出中美共同案文建議提交大會主席，發揮引導作用。雙方工作團隊通宵達旦起草磋商并形成了中美共同案文，解決了協議核心要素談判涉及的主要分歧。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關鍵問題上形成了共識，為協定達成掃除了最難以克服的障礙。
歐盟領導人和歐委會氣候行動委員卡涅特一直努力協調歐盟及其成員國立場，推動歐盟在1000億美元資金目標等發展中國家普遍關心的問題上展現建設性、發揮領導力。中歐雙方的談判團隊在巴黎大會前和大會期間也開展了密集對話，充分求同存異。
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和巴黎大會主席、時任法國外長法比尤斯都為巴黎大會傾注了極大熱忱，在巴黎大會召開之前一年多時間里，始終致力于和各締約方密集協商及擴大共識。在此期間，我們在多邊和雙邊活動中與法比尤斯外長進行了20多場對話和磋商，在巴黎大會期間保持了密切的溝通和互動，幾乎是天天見面，討論談判中出現的分歧，尋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搭橋方案”。巴黎大會上，法比尤斯作為大會主席，展現出了非常高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廣泛傾聽各方意見，照顧到多元訴求。他接受中美案文建議后，按照公開透明、廣泛參與、締約方驅動、協商一致的原則和程序，用“華麗的轉身”使中美共識為各方所接受。在他的領導和各方努力下，經過緊張而艱苦的磋商，大會終于就談判案文達成共識。2015年12月12日凌晨，經過連續約36小時的緊張談判、磋商和斡旋，大會主席法比尤斯先生終于敲響了帶有巴黎大會標志的綠色錘子，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黎協定》在各國領導人的推動下，經過各方努力終于達成了，全場被海嘯般的歡呼聲淹沒。
三是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對發展中國家遭受極端氣候危害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感同身受，始終把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們的重要戰略依托，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我國于2009年發起成立了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基礎四國”磋商機制，每年舉行四次部長級會議，協調立場，發布聯合聲明;在每次大會重要節點都召開聯合新聞發布會，共同發聲，團結鞏固發展中國家的主流立場;在談判最后階段一起從戰略上評估成果，研判應該既守住紅線，又展現靈活性。巴黎大會期間，我們和時任印度環境和森林部長賈瓦德卡爾、巴西環境部長特謝拉以及外交部大使安東尼奧、南非環境部長莫萊瓦開展了密切的協調和溝通，推動“基礎四國”保持團結，代表發展中國家發聲。
2012年以來，我們又推動形成了以中國、印度為核心，由亞非拉近30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十分堅定地捍衛《公約》的原則和精神，堅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分，為維護發展中國家團結、捍衛發展中國家共同立場發揮了重要作用。沙特代表團團長每次締約方大會期間都組織“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部長開會，幫助交流看法、協調立場。發展中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南方中心和非政府智庫第三世界網絡為“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參加談判、溝通協調立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與其他集團對話溝通，展現靈活性和建設性。
我們積極配合“77國集團+中國”主席國的工作，支持非洲集團協調立場，呼應其在適應、資金問題上的合理訴求，與小島國、最不發達國家等集團開誠布公對話，照顧其在1.5℃目標、損失和損害問題上的關切，維護“77國集團+中國”整體團結。已故南非環境部長莫萊瓦時任“77國集團+中國”主席期間，為維護發展中國家團結做了大量工作。新加坡外長維文和環境部長馬善高擔任多個議題協調員，努力彌合各方分歧。在巴黎大會最后階段，各方因減排相關條款表述出現了分歧。我們研判了形勢，從維護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出發，反復做個別國家的工作，幫助大會主席下決心復會，避免重開談判，從政治上鎖定了于發展中國家總體有利的成果。
四是講好中國故事。2010年以來，我國代表團在歷次締約方大會前都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年度報告，宣傳介紹中方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行動和成效，闡明中方談判立場。大會期間，代表團設立新聞辦公室，根據談判進程和發生的問題，及時主動召開中外記者會，每次大會都安排與世界主要非政府組織開展坦誠的對話，及時介紹立場，回應各方關切，澄清誤解和不實報道，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我們還連續數年在大會期間應邀與參會的歐洲議會聯盟各國議員進行對話，也與美、英等國立法機構代表進行對話，介紹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和行動，交流和回答議員們提出的問題，用開放透明的態度爭取建立互信，收到較好的效果。我們還在會場設立了“中國角”，舉辦邊會活動，全面介紹中國各地方、各領域、各行業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政策、行動和成就，講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故事。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經過多年參加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在各部門的重視支持下，我們已經鍛煉培養了一支近百人、以70后、80后為主體的談判隊伍，這支隊伍的平均年齡比很多國家的談判隊伍都年輕10歲。他們政治過硬、忠誠祖國、了解多邊事務、外語過關、專業敬業、熟悉談判技巧、甘于奉獻。締約方大會談判非常辛苦，通常要出國談判近20天時間，涉及五個以上機構同時開會，包括近百項議題。代表團每天堅持召開晨會，然后開始一天的緊張談判磋商，直到晚上9：00。到會議后期往往要夜以繼日地談判，有時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有幾次談判異常激烈緊張的時候會出現連續20多個小時不眠不休的情況。代表團駐地通常離會場很遠，代表團成員都能甘于吃苦、克服困難，喝涼水、吃泡面、睡地板，在體力、心理承受巨大壓力情況下，依然保持旺盛的工作熱情。有時候談判就卡在一個單詞、一句話上，這后面包含著十分復雜的問題，關系著某一方面的國家利益，也關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制度安排。談判代表們都十分嚴謹認真，與主要締約方反復磋商，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措辭、表述?！栋屠鑵f定》及其實施細則中很多條款和用詞的表述都有我國的智慧和貢獻，也保證了在最后通過的案文中反映了我們和發展中國家的合理訴求。這支隊伍就是我們國家參與國際事務、多邊外交和全球治理的一支生力軍，也是我們國家的一筆人力資源財富。
三、堅定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巴黎協定》明確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確立了全球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愿景和目標，建立了自下而上自主決定貢獻與持續提高力度和透明度的模式，強化了為發展中國家氣候行動提供支持的安排?！栋屠鑵f定》于發展中國家有利，于全球可持續發展有益，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協定確定的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趨勢，與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選擇相一致。我國在《巴黎協定》達成、簽署、生效和實施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贊譽，在這一領域走向國際舞臺的中心，是我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一項重大外交成果，也給我國中長期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營造了良好國際制度和外部環境。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國內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政策、行動以及取得的顯著成就，是我們在《巴黎協定》談判中爭取主動、有所作為、取得成功的基礎，也充分體現出我國的大國擔當，勇于承擔與我國發展階段、國情、能力相稱的國際義務，通過實實在在的行動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貢獻。
我國2009年較早提出了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和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的行動目標;2015年提出了到203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我國成立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由20多個部門的領導組成。我們將應對氣候變化目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分解到各地區和主要行業，經過全社會努力，超額完成對外承諾的2020年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目標。
2019年，我國GDP比2005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基準年)增長超4倍、實現全國億萬農村貧困人口基本脫貧的同時，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8.1%，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6.2億噸，相應減少二氧化硫約1192萬噸、氮氧化物約1130萬噸;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了42.5%，累計節能22.1億噸標準煤，1991年以來累計節能量約占全球58%;能源結構進一步優化，煤炭占一次能源比重從72%下降到57.7%，淘汰落后火電機組1億千瓦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由7.4%提高到15.3%，可再生能源裝機總量約占全球30.4%，新增量約占全球32.2%，連續七年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第一大國;森林蓄積量超額完成承諾的2020年目標;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民眾健康水平顯著提高。我國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碳排放初步脫鉤，基本走上一條符合國情的綠色低碳循環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我國的實踐證明，氣候行動不但不會阻礙經濟發展，而且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培育帶動新的產業和市場，擴大就業，改善民生，保護環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實現協同發展。
當前，全球治理進程仍然任重道遠，主要任務是堅持和落實《巴黎協定》，根據《巴黎協定》的目標、原則和規定，進一步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力度。盡管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內延緩了氣候變化談判磋商的腳步，原定于今年年底召開的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將延期到明年舉行，但疫情暴發和全球蔓延也進一步警示人類應更加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同等重視疫情這一公共健康危害和氣候變化這一長期深層次挑戰，通過堅持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今年疫情最嚴重的階段，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提出了疫情后實現綠色低碳高質量復蘇的倡議，呼吁各方將氣候行動置于疫情后復蘇政策的中心位置，首先得到我國的響應，也得到各國積極支持。各方也日益認識到，《巴黎協定》確定的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大趨勢不可逆轉，全球正迎來一場以低碳為特征的產業革命和技術競爭。各方應該化危為機，轉變傳統的發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道路，實現發展經濟、消除貧困、促進就業、保障健康、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等多領域協同增效。
在全球應對疫情和氣候變化雙重挑戰的關鍵時刻，習近平主席今年9月在聯大上指出“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代表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是保護地球家園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動，各國必須邁出決定性步伐。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在剛剛召開的紀念《巴黎協定》達成五周年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主席進一步宣布了我國2030年提高力度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及舉措：“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習近平主席做出的強有力宣示，描繪了中國未來實現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藍圖，為落實《巴黎協定》、推進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和疫情后綠色復蘇注入了強大政治推動力，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贊譽。有關各方認為，習近平主席宣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中長期目標是偉大壯舉，既帶動日本、韓國宣布碳中和目標，也推動歐盟進一步提高減排力度，更是激勵美國重返《巴黎協定》的主要因素。
習近平主席今年兩次對外宣布的目標，體現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力度和雄心。與2015年發布的2030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相比，我國碳強度下降目標從“60%-65%”提高到“65%以上”，非化石能源比重目標從“20%左右”提高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增加目標從“45億立方米”提高到“60億立方米”，特別是碳達峰時間從“2030年左右”變為“2030年前”，一字之差，背后反映出的是一場深刻的變革、轉型和創新。根據新宣布的目標，僅我國到2030年的風電、太陽能裝機容量，就相當于美國全國的發電裝機總量。
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從碳排放達到峰值到碳中和(凈零排放)，歐盟大體需要60年左右時間，美國要45年，而我國則要力爭30多年實現。盡管面臨巨大的困難和挑戰，但也是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模式加快轉型和能源革命的極好機遇。聯合國有關機構測算，實現《巴黎協定》確定的全球溫升控制目標，全球預計需要投資92萬億美元，將可能增加上千萬甚至上億有尊嚴的就業崗位，我國的市場、投資、消費、就業、產業發展潛力可想而知。國內研究機構初步測算，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可能將帶動相關領域上百萬億人民幣的投資。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2035年“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對我國“十四五”和今后更長一段時期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低碳和循環發展做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工作要求。我國五年規劃涉及一系列指標，其中，生態環境保護、綠色低碳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等相關指標是約束性的，可見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決心和行動力度。我們將通過“十四五”“十五五”等各個五年規劃來實現應對氣候變化中長期目標和相關部署，將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優化能源結構。開展能源革命，努力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努力控制和減少煤炭消費，合理發展天然氣，安全發展核電，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積極生產和利用綠色氫能，提高全經濟部門的電氣化水平，加強能源系統與信息技術的結合，實現能源體系智能化、數字化轉型。
二是推動工業優化升級。占終端碳排放近70%的工業部門將是率先達峰的領域。要嚴控高耗能、高排放行業擴張，控制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促進工業低碳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開展重點企業節能減排低碳行動，推動制造業向低碳、脫碳縱深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現代化，發展智能制造與工業互聯網。
三是推進建筑節能，建設低碳基礎設施，避免高碳鎖定。建筑部門碳排放占比約20%。需合理控制建筑規模，實現基于電氣化、光伏建筑、柔性用電系統的建筑能源系統變革，充分利用各類余熱資源與生物質能源，大力建設綠色建筑，推廣低碳簡約的生活方式。
四是構建綠色低碳交通運輸體系。交通部門碳排放占比約10%，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未來一段時期內還呈增長趨勢。要推動運輸方式結構變革，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和清潔零排放汽車，充分發揮各種運輸方式的比較優勢和組合效率，加快發展綠色運輸方式，擴大使用清潔綠色動力。
五是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循環經濟是經濟社會發展與污染排放脫鉤、減緩氣候變化的治本之策。要堅持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在企業實行清潔生產，在園區發展綠色循環的生態產業體系，在城市建設生產生活廢棄資源循環利用的無廢城市，健全社區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制度，要建立能讓所有參與方都受益的商業模式，通過資源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提高全社會主要資源產出率，努力實現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六是推動技術創新。要積極研究發展成本低、效益高、減排效果明顯、安全可控、具有推廣前景的低碳零碳負碳技術，大力發展規?；瘍δ?、智能電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氫能等深度脫碳技術，研發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術，加快工業技術與綠色材料技術、先進制造、信息化、智能化等融合創新，加快發展和推廣電動汽車、氫燃料汽車，推廣節能高效用能設備，研發實現資源循環利用的鏈接技術。
七是發展綠色金融。通過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與杠桿作用，鼓勵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綠色投資。建立完善綠色金融體系，將符合條件的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納入貨幣政策擔保范圍。補充完善《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和《綠色產業指導目錄》，引導社會資本流向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活動。支持金融機構發行綠色債券，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要實現2030年提前達峰以及2060年碳中和，氣候融資的前景非常好，需求量非常大。
八是完善綠色的財政、稅收、價格等配套經濟政策。實現綠色低碳轉型，需要激勵性的經濟政策向社會和市場主體傳遞清晰的信號。按我們的實踐經驗，投入公共財政資金10%大體上可以撬動90%的社會資金。我們要不斷加大公共資金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支持力度，對高效節能產品、綠色建筑、新能源汽車、節能改造、可再生能源等節能減排的技術、產品和項目在財政、稅收、價格政策上實行鼓勵措施，發揮杠桿作用，將撬動幾十萬億人民幣的投資市場，帶動全社會的投資。
九是建立完善碳市場。碳市場和碳定價機制以盡可能低的成本實現全社會減排目標。鼓勵技術創新，公平競爭，我國在已有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基礎上首先在電力行業啟動了全國碳市場，還將逐步納入水泥、電解鋁、鋼鐵、化工等其他重點排放行業。在全球范圍，我們主張通過建立全球碳市場合理定價，確保環境完整性，防止碳泄漏，促進公平貿易，降低減排成本，提高減排效果。
十是推動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谧匀坏慕鉀Q方案尊重自然規律，通過造林、加強農田管理、保護濕地等生態保護、生態修復、生態管理改善的措施，提升大自然的服務功能，既有助于增加碳匯、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也有助于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還有助于保護生物多樣性。我國已經和新西蘭共同牽頭推動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相關行動倡議，未來還將繼續推動該領域的行動與國際合作，通過采取相關政策、擴大有效投資等手段，推動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落地，發揮其對實現碳中和目標的積極作用。
《巴黎協定》已達成五周年，但全球氣候治理仍任重道遠。我們將繼續堅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定力，采取強有力的政策措施實現綠色、低碳、循環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百分之百落實習近平主席對外宣示目標，為落實《巴黎協定》、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更大貢獻。
